1141專－破解性別偏見 找尋平權新出口
台灣性別平權法治日益完善，但根據最新指標，我國性別不平等排名卻不進反退。法律雖然保障了權利，然而在日常生活當中，依然隱藏著許多看不見的性別偏見，唯有透過理解與對話才能落實平權。
（輔大之聲記者 謝佳恩 採訪報導）
性別平權在台灣社會發展
近年來，台灣在性別平權的法治發展上迎來數個關鍵轉折點，從2023年因應#Me Too運動的浪潮所修正的「性平三法」，到2025年年末重啟討論的《人工生殖法》草案修訂，乃至正在研擬中的《反歧視法》，法律框架看似日益完善。然而，根據行政院2025年公布的指標，台灣在性別不平等指數排名中從2022年的全球第十名退步了三名。儘管法律和政策上正在執行，社會氛圍相較往年對於性別意識更加抬頭，但在傳統觀念及文化下，仍然有許多挑戰需要克服。
日常互動中的隱形性別偏見
性別議題的影子，往往潛伏在最平凡的日常生活。輔仁大學性別研究社社長彥都觀察到，校園內仍普遍存在以性別特質作為玩笑素材的現象。他以常見的「Gay」詞為例，當這個詞彙被作為戲謔或嘲諷的語境時，其背後隱含著深層的性別偏見，他說（聲：這個玩笑中，感覺就是我不可以被認為是Gay這個東西，隱藏著就是在這個群體裡面，Gay是可能地位比較低，或者是會被視為就是我不能是Gay，不然我會喪失一些男子氣概、男性氣質。）這種行為往往在對方口中被解釋為無傷大雅的互動，實則是透過排除少數群體，來鞏固優勢性別群體的價值認同感與男子氣概。
而這種「微歧視」現象不只存在於校園，在社群平台上更是無孔不入。致力於性別議題大眾化的團隊性平過敏兒發現，當代大眾對於性別議題討論經常會產生一種「過敏反應」，習慣以「我沒那個意思」或「這只是流行語」來合理化對特定族群的標籤。例如：「綠茶」或「心機」等帶有貶義的性別標籤在社群流傳，或是男性同儕間不斷強化的陽剛字眼。即便這些言論並非全然出自惡意攻擊，但這種負面印象的詞彙在無形中建構了一道高牆，讓處在優勢位置的群體，逐漸對他者的處境感到疏離與無感。
除此之外，社會對於女性身體的定義也存在性別偏見。台灣女人連線理事長林綠紅表示，大眾長期將「處女膜」賦予高度的道德意涵，將其與純潔劃上等號，成為一種暗示並束縛女性身體自主權的標籤。為此，協會從2022年起推動「處女膜正名行動」，主張將其改為中立的「陰道前膜」或「陰道瓣」，她說（聲：就是回到它應該有的那個稱呼方式，而不是用一個價值判斷的方式去處理它，他們會用這種很揶揄的方式去面對對他來講也許也是很在乎的事情，因為名字不會是單獨一個名字啊，他還是承載了某一些社會的價值觀。）並認為唯有透過正名才能打破迷思，讓女性找回身體的自主權。
空間設施與分工的挑戰
除言語互動外，硬體空間的配置也是性別意識的實體展現，然而有時卻往往成為偏見的溫床。林綠紅指出，多數公共場所的尿布臺、集乳室等育兒設施，至今仍被預設應設置在女性專用空間中，她說（聲：原來我們的認知裡面，好像只有一個性別比較會照顧孩子的這種刻板印象，因為有這些刻板印象在，所以等到你在做形成政策，跟落實所有的那個執行細節的時候，這個社會的脈絡就會順著原來的刻板印象去做了那樣子的東西。）這種設計上的排他性，導致男性在實踐育兒責任時，常因硬體限制而難以參與，進而作為理由而產生一種鞏固刻板印象的惡性循環。
而這種空間上的隔閡，也間接反映出更深層的家庭分工不均的問題。即便法治已賦予性別平等的框架，但社會對於「照顧者」的預設仍高度集中在女性身上，導致許多女性即便進入職場，回到家中仍須承擔絕大部分的家庭勞動。林綠紅強調，當公共設施將育兒責任與女性空間綑綁時，無形中也合理化男性的缺席，讓家庭分工的轉型陷入僵局，因此若無法在公共措施上與文化期待中鬆綁，女性在追求職涯發展與自我實現的過程中，也會被困在傳統角色期待的枷鎖裡。
與此同時，性別友善廁所的設置雖被視為落實性別實質平等與人權保障的重要措施，旨在讓多元性別者能安心如廁，並提升空間使用效率，卻常在社會討論中與「偷窺」、「安全疑慮」掛鉤。輔仁大學性別研究社副社長邱資茵則認為，問題的源頭並非設施本身，她說（聲：我覺得性別友善廁所就可以很好去解決這樣的事情，因為它再也不會去限制，也不會預設說這個廁所該出現什麼樣的人 ，但它不應該歸咎在因為性別友善廁所出現，所以它導致我們的恐懼加劇了，而是這個恐懼一直都在。）她主張校方或政府在推行時，應更精進空間的隱私防護設計，而非僅是掛上「性別友善」的名義卻不對設計缺陷進行實質改良，否則僅會加劇使用者的集體焦慮。
家族權力結構下的內化偏見
回到社會層面中，儘管法治政策積極追趕現代開放的氛圍，部分文化慣性的進展卻顯得緩慢。林綠紅表示，雖然《民法》早在1930年代便確立平等的遺產繼承權，並在2007年通過子女從姓權的修正，但在實際運作中，阻力往往源自於家庭內部的傳統權力結構。她說（聲：其實真的會提出來就是覺得從母姓不好的人，都是自己的媽媽，就很擔心說這個她的女兒，讓孩子從母姓是不是對小孩不好啊，以後會不會繼承不到財產啊，或者是說對夫家怎麼看她。）這種焦慮大多來自於對傳統祭祀與祖先認可的擔憂，也反映出舊有的宗族觀念依然深植在社會當中，導致法律賦予的平等權益在進入家門後，仍須面對沉重的文化壓力。
尋找共好對話契機
面對法治與文化間的斷層，該如何在社群同溫層所構築的屏障中，跨越對立以尋求實質的溝通，已成為現今性別平權努力的目標。儘管林綠紅認為社群媒體上的激化討論對於推動性別平權的實質意義有限，但性平過敏兒團隊成員子喬則抱持相反意見，她說（聲：假如說網路上的爭執是際遇，然後線下碰到朋友，然後因為你其實有對這件事情好奇或在意，拿出來討論，它就是一個新的溝通的開始，然後那個討論過程中，有好的品質或是好的交流，剛好讓這件事情變得算是影響不同價值觀的人的話，我覺得就是一個蠻好的管道。）若能將網路爭端視為對話的引線，並轉化為實體的線下討論，反而能保有更多理性的溫度，引發大眾對性別議題的深度思考。
與此同時，彥都也強調，社團在校園中不僅是倡議組織，也提供多元性別經驗的交流空間。藉由定期的講座與聊天會，讓不同立場的學生有機會在實體空間上互相交換心得看法。輔仁大學性別研究社哲學系四年級的林卿惠則分享，她也試著與不同觀點的家人或朋友進行溝通，她說（聲：可能也會跟一些負面意義上的直男的朋友，去聊說對女性的看法啊，為什麼會這麼想，然後會發現到說看起來錯誤的觀念背後是有他們的原因，那這些可能來源於恐懼或無知，對話他們也是可以去改變，或者是去有一些不同的思考。）從「理解」出發的對話，正是跨越偏見與標籤化的第一步，唯有法治與文化在日常溝通中同步進步發展，才能在台灣社會中真正落實性別共好。
（輔大之聲記者 謝佳恩 採訪報導）
